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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基于“政治正确”考虑和速求政绩的功利目

  为抓好经济工作,各地方、各行业、各企业集团、各单位在贯彻执行中央方针意图的过程中,需要深刻领会中央指导下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牢牢抓住作为矛盾主要方面的结构问题,其实质要求,是对自己所处的特定辖区、特定行业、特定市场领域,形成尽可能高水平的定制化解决方案。需要认清与本地区、本行业、本企业、本单位相关的的结构性失衡与偏差,有针对性地加以校正,促进高质量升级发展和供给体系质量与效率的提高。这必定要求实事求是地形成定制化可操作的创新发展方案,避免形式主义的、贴标签式的简单思维产生的种种偏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制定和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开始,全党上下纠正“四风”取得重大成效,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显性问题明显减少,但仍然面临反弹回潮压力;特别是形式主义问题,顽固不化,出现了新的变种。一个时期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发文,启动整治工作,其中针对的一个重点,就是要克服经济工作方针执行层面的形式主义问题。特别是2019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强调要贯彻习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更好为基层干部松绑减负,鼓励广大干部担当作为。

  形式主义可称是实际生活中的痼疾顽症,种种不务实、不干事、“口号喊得震天响、行动起来轻飘飘”的现象,人们已多有诟病。

  在经济工作中,形式主义不单单是以往的文山会海,念稿子照抄照搬,拉足架势讲套话、空话、“没有错也没有用的话”,而且更突出地表现在讲创新却不讲如何创新、不讲试错,不讲如何真正落实中央“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的指导精神。这种形式主义,是“为官不为”的代名词,很值得我们深刻分析,在具体经济工作中,防范其带来的不良后果。“没有差别就没有政策”,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因地制宜区别对待是实事求是的真谛,而形式主义则往往表现为,只是基于“政治正确”考虑和速求政绩的功利目的,极端化和“一刀切”地执行政策,以形式主义的“合规严管”,束缚基层创新的手脚,以严防风险为名,取代中央“创新发展与防范系统性风险”相结合的精神实质,一人干事多人监管,改革创新动辄得咎。数不清的检查督查考核审检,层层叠叠,过多过频地挑毛病、找瑕疵,造成一线工作者的沉重心理负担,严重打击了他们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特别是从当下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大环境,为抵御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带来的不良冲击和化解不确定性,亟需扩大内需,而形式主义工作作风对激发和释放经济潜力活力,缓解就业压力、扩大有效投资等等,明显是极其不利的。党和国家方针与决策执行中必然有弹性,有“相机抉择”的空间和必要性,还应有人文关怀的匹配,如果只知望文生义,看领导眼色“雷厉风行”地以“火线立功”粗暴方式来追求速报政绩,缺乏对“以人民为中心”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深刻理解认识,不做因地制宜的独立思考,既非常容易形式主义地走过场,更容易违背党的实事求是“思想精髓”以及“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优良传统,把正确方向、好的原则,在执行中毁于一旦。

  反对经济工作方针执行中的形式主义,除了从一般思想作风来考虑,还特别需要从深化改革、优化制度安排的角度来考虑:在制度层面深化改革,才能破解和消除形式主义的根源。从只看领导眼色对领导负责、转为在执行领导层决策方针中自觉考虑全局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建设性地加以贯彻落实,这一定要通过制度改革让人人起而负责,人人在负责的过程中独立思考,并配之以有效的奖惩问责机制把中央精神落实为可操作的高水平解决方案,才能从根源上避免出现形式主义的严重偏差、消除其痼疾。

  对于来自基层、民众、网络的信息与多种诉求,一线工作人员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必然有所接触和体会。底层的和“自下而上”的有些信息,不排除情绪化、片面性特征,甚至有人会故意制造一些混乱,但其中总体而言,还是可以看出人心向背和需要沟通及加以引导的重点。一线政府工作者,要特别注意倾听民间的声音,充分注意吸收其中的有益成分,并及时做好必要的“下情上达”,以促进科学决策。只知高唱“主旋律”,不注重缺点、缺憾、缺失之处而加以克服与补救,不有担当地做好上下沟通,是一种“尸位素餐”的形式主义,只会贻误现实工作,万万要不得。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一带一路PPP项目开发委员会委员,中国成本研究会副会长,中关村公共资源竞争性配置促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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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学问的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但关于做学问的“指导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怀:写出一些论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争取为人类的思想认识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虚荣浮华都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学术和真知灼见,才能垂诸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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